李默然有个默戏的习惯,化了装以后就再也不理戏外的人和事,而是一人独自面壁默戏。
台下,他也常常在脑子里考量着艺术创作中的种种课题,不断默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俩之间有了默戏的交流,虽然这种交流只是他偌大思维空间里的点滴,而且时断时续,却延续了40年之久。
1961年,我进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不久,剧院领导让我参加一个戏的演出,以便熟悉舞台。我在后台晃荡了两天,第三天突然听见一个严厉的声音在我耳边小声说:“下去,到场子里看戏去。”我定睛一看是李默然。眼看着他就要进化装室,临进门又伸出3个手指示意我要连看三场。我硬着头皮把三场戏看完了,怯生生地去找他。没等我开口,他开门见山地说:“学戏剧,我不同意从舞台开始。剧场、舞台、观众这三者谁应该排在第一位?”我回答:“观众。”“对,一个字,那是‘根’,剧场是枝干,舞台是叶和果,学戏不得从根上学吗?”
接着,他又问我:“你看了三天戏,看出啥门道没?比如观众为啥爱看戏?”我说:“那能看出来吗?”“能啊!”他一下子提高了嗓门,“观众为啥笑?为啥哭?为啥咬牙?为啥鼓掌?进来时啥样?看完戏往外走又啥样?仔细看你就能看出门道来。”我听不大懂,就问:“那你说观众为啥爱看戏?”他瞪大眼睛又伸出4个指头:“要我说,就4个字,提气、提神,戏里惩恶扬善替他出了恶气,长了正气;美好的东西让他长了精神,有了奔头。”接着他微笑着说:“行了,你以后就慢慢品吧,戏剧是活人演给活人看的一门学问,你要是不看活人只看书本,你就入不了这个门。”
我万没想到威严的李默然竟是这么平易近人,于是我有事没事就往他身边凑,他也看出来了,就笑着问我:“咋的,没听够啊?”“没听够。”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说:“行,没听够咱们以后就多交流。不过我说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思考题,答案还得你自己找。”就这样,一个大明星和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有了一个约定。
生活中,李默然的脑子几乎不闲着,时时处处找课题。比如有一次在演出车上,一个人夸同事的女儿“长得招人稀罕,声音也甜”,说她“天生就有台缘”。当时,大家听了也没在意,可李默然过两天对我说:“我打小在戏园子里就听说‘台缘’这个词,挺神秘,老天爷给的缘分。可我仔细一想,说白了不就是观众喜欢一个演员吗?观众要是喜欢一个演员,那可不是天生的,这个演员必须做到3个字:真、善、美。真就是要有真功夫,善就是要善待观众,美就是要塑造出一个美的艺术形象,缺一不可,剧院可不是光看脸蛋的照相馆,别以为真、善、美这3个字是咱们拿来教育观众的,其实观众看咱们也是这3个字。”
李默然有一个大抽屉装满了摘录文化名人语录的卡片,可他在默戏时却很少引经据典讲大道理,而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自己的观察和感悟去咀嚼一遍,用他的话说叫他认的“笨理”和“死理”。他甚至敢用他认的笨理和死理去挑战权威。1964年,全国文艺界正在大批形式主义,戏剧界也极力主张要摆脱程式化体现的束缚,就在这个时候,他竟大胆地说:“戏剧表演艺术光有‘斯坦尼’的体验不行,内心体验的东西还要找到表现形式把它体现出来,所以还得加上中国传统戏曲的体现。体验加体现,观众才能看到人物的内心,被观众看到了,才完成了人物的塑造。”他还说:“别人咋想的我不管,我李默然塑造角色就两条:认真体验、抓住本质;精心设计、掌握手段。两条缺一条都不行。”
在艺术手段上的探索,可以说是一道贯穿了李默然一生的思考题。他对台词韵律化、节奏化的处理手法,已成为他表演风格的一个明显特征。他还把目光盯上了歌剧和京剧,他说:“歌剧、京剧塑造人物最有力、最提神的是核心唱段,老怕台词长,老怕说多了,它不是长了、多了的事,关键是看你怎么说、说什么。”于是他开始了话剧设置“核心唱段”的艺术实践。《故乡》他让海默写,《海边青松》时他自己写,到《报春花》时又让崔德志写……《报春花》里李健的那大段台词,在连续200多场演出中,他都声情并茂地去表演,受到了观众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在后台与我擦肩而过时,他悄悄说了两个字:“值了。”
尽管李默然从不把他默戏的观点拿来与人争论,但社会上的种种创作思潮还是会不时地撞击他心灵深处认的这些“死理”。当戏剧界开始戏剧观的大讨论时,李默然正在主持院里的工作,他默然了,整天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不时地把剪下的报纸、杂志的文章放在我桌子上,批概念化的、批主题先行的、再论文艺的娱乐化功能的、论回归戏剧艺术本质的……其中《报春花》里的那大段台词被作为了“高台教化”的典型。
李默然认的死理是他艺术观、价值观的底线,一旦受到冲击,他很难承受。一天,他说要去看望一位住院的老领导,寒暄之后,老领导笑着说:“怎么样默然,日子不好过吧,够你受的。”李默然没吱声,他哭了,接着就是一连串发问:“我不明白文艺的功能怎么会是娱乐?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又错在哪了?”……
自打那段日子开始,李默然中断了和我默戏的交流。
过了几年他要排一部描写老画家爱情波折的戏,他对我说:“你还欠我一幅速写呢,快画,这个戏不画你就画不上了。”我没在意,速写照画了。戏到北京演出时,我发现报纸刊登他的采访配了我画的速写,而速写旁边有一行醒目的标题:表演艺术大师李默然封箱大戏。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我跟他说:“我不同意你拿这个戏封箱。”“为什么?”我什么也说不出,只说了一句:“反正我觉得这台戏不是你李默然的句号。”我俩默然无语。
4年后,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宝群又写了个剧本,你好好看看。”声音恢复了过去的洪亮。又过了一个月他又来电话:“我让宝群在戏里再加一大段台词,不要怕像社论,但要写准,写到老百姓心窝里去,你帮着琢磨琢磨。”没等我回话电话就撂了。我知道这依然是他默戏的回音。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听说我回沈阳了,让我过去一趟。那天他心情很好,把关捷写的那本书题了字送给我,并翻到后面的创作年表,指着最后一个戏《父亲》问我:“这回满意了吧?”我说:“那也不是句号,还有‘矸子山’呢……”没等我说完,他笑着说:“我总要打个句号的,只要是我的句号就行。”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的诀别。
我多么希望,当我们看到李默然在台上光辉的艺术成就的同时,还能看到在台下那条他呕尽了一生心血的求索之路。在这条路上,他有自觉的担当、自辨的觉悟、自省的胸怀、自塑的能力;在这条路上,他有纠结、有彷徨、有苦恼、有困惑,唯独没有放弃、没有抱怨,有的是他对信仰的一片忠贞和对人民的一片赤诚,而这正是我认识李默然艺术人生的一个根,顺根而上,我发自内心地说:李默然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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