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江苏省东台县文庙内的高等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学生仪仗队抬着魁星彩轿,打鼓吹号,将毕业成绩第一名的学生欢送到兰香巷11号“慎园”。其热闹和荣耀,路人羡慕,邻里交赞。披红戴花坐彩轿的学生名叫戈公振,后来成为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工作者,优秀的新闻记者,我国早期新闻教育工作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
慎园,是戈公振祖辈于清代后期所建的大院,青砖黛瓦,穿堂三进,在这里戈公振度过了其少年和青年时代。如今这里已成为戈公振纪念馆,门内首楣上高悬着同是东台人的周巍峙先生所题的“戈公振纪念馆”匾额,门前照壁上镌刻着沈钧儒先生墨宝“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
走入故居,第一进是当年的门房和厨房,现为纪念馆序厅。继续往里走,中进,面南是较为考究的木质墙,上部玻璃方格窗,下设通体裙板外罩大双喜图案的木栏框,呈现西风东渐时的建筑特色。屋顶上以排瓦封脊,正中的“龙口”是仙翁寿翁文曲星“三星高照”的石灰雕,两端望砖连喜图案支撑的翘脊抵联砖封顶的马头墙,则是民族传统与地方元素的结合。经风沐雨的瓦花古朴地参差在小瓦行子中,幽幽然一派书香门第的静穆气氛。
由拱弧形椽子出檐的七架梁正厅,是戈家当年课子读书的明间、会客研学的地方。从这里,走出过三位校长、两位医生、一位淮北盐运副使和一位南昌铜鼓厅知县。少年戈公振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用功读书。他六岁起随伯祖母在家塾里识字三年,然后去叔祖父的学社学习算术,十四岁到十六岁在东台高等学堂读书,学业甚佳。
传统的中堂对联条案前,方桌上置放着厚达七百四十多页的《戈公振时评》。1915年,戈公振在上海《时报》每天编辑本埠新闻,并在该报开办的时评专栏里配发当日的时评。他以当时政乱兵嚣官腐吏黑毒泛娼暗凶杀诈骗民生凋敝为题材,短论精博,雅俗共通,至1921年发表了一千七百多篇时评,累近七十万言。这些文字是20世纪初叶上海民生多艰的正义呼号,军阀乱战时期呼吁安定和平、渴望发展的先进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刻意发展报业、锐意言论创新的优秀代表,也是他从求职谋生到心忧民生、文谋国计、追求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写照。与此同时,戈公振以徐家汇耶稣教修道院藏书楼为基地查阅所藏,广泛征集认真研究各种新旧报刊资料,于1926年初完成了二十八万字的《中国报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部全面论述我国报业产生发展的拓荒巨著,开拓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史学的地位,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从正厅屏风后的耳门进入后院,有个雅致的小天井。东边的门敞通往巷外。正面屋脊上的“龙口”,是一个圆圆的“福”字灰雕,抬头见福,让人的心情很快祥和起来。明间与东西房间呈古锁状的“锁壳式”结构,让人在进屋前于门廊的空间里,享受一份宁静与礼貌的过渡。
东侧房间内,架子床上罩着兰花布蚊帐,老式灯柜上立着玻璃罩子煤油灯。这是戈公振少年时代生活的房间,也是1916年他回乡完婚的新房。木质衣架上悬挂着他生前穿过的西装和袍服(复制品),令人想起他照片中仪表堂堂的儒雅形象。四仙桌上玻璃罩内有一套六册《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复制品),那是他的侄子——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戈宝权十岁生日时,他和堂弟戈绍龙一起回乡参喜,应宝权要求回沪后购到寄回的。
明间布置的若干图片,再现了戈公振先生出国考察、走向世界、呼吁抗日的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月14日,戈公振牵头,会同李公朴、邹韬奋等七位报人在《生活周刊》发表《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呼吁全国同胞捐款接济东北义勇军。3月26日又发表《援助东北义勇军捐款之声明》,公布所收捐款和转汇义勇军的账目,呼吁各界继续捐助。到年底,共收捐并转介近十三万元,有力支持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战斗。
1932年3月,国际联盟组织李顿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戈公振以记者兼翻译的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前往。预料此行危险莫测,他给妹妹和堂弟留下红格信纸毛笔的遗书,毅然北上。到达驻地后,他不顾禁令径去日方控制区实地调查,三次潜入沈阳,亲临“九一八”发生地北大营,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4月24日再去秘密采访时被日人侦悉拘捕,关进沈阳警察第一分署,经多方营救方获释。返沪后,写成《东北之谜》长篇通讯,用笔名“K”在《申报》连载六天,证据充分地揭露了日本侵占和统治东北的真相。接着,他和邹韬奋在《申报》编辑发行了《国难惨象画刊》《双十特别画报》等专刊,用真实图像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
1933年3月,戈公振随中国驻苏大使从华沙赴苏,考察了十数个加盟区的五年计划建设,“目睹苏联已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新的主义已代替了旧的主义”,思想“猛烈进步”,甚感“已加入一种新的生活”。他发回了大量报道苏联建设、实写苏联进步的文章,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而此时的国内,倾向民主、宣传抗日的《生活日报》被迫停刊,主办人邹韬奋被国民党列入暗杀名单流亡海外两年后才回国,两次致电戈公振,盼其回国再办《生活日报》,宣传和组织救亡。戈公振接电后,立即乘苏联“北方号”海轮回国,1935年10月15日到达上海。没想到的是,抵沪后的第三天他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初诊怀疑为盲肠炎,21日下午手术,22日即病情恶化,不幸辞世,享年四十六岁。
哀送大殓礼毕当日,邹韬奋不胜悲痛地写下《悼戈公振先生》,回顾戈公振弥留之际与他谈话的情景:戈公振在极端疲乏之中,突然眼睛睁得特别大,语音也特别激昂地说,“俄国很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终至力竭声嘶,沉沉昏去,醒后从被单里缓缓伸出颤抖的左手,与病榻旁的好友们一一握别。邹韬奋在悼文中深情写道:“我们正希望他能为已沦入奴隶地位的中华民族做一员英勇的斗士,不料他竟匆匆地撒手而去。回忆他在弥留时睁大眼睛那样激昂的——我觉得他是很愤怒的——对于侵略者的斗争情绪,不禁搁笔痛哭……”
1942年,沈钧儒先生应陶行知先生之嘱,写下“我是中国人”的书法墨宝,他说,“这五个字,是戈公振先生临逝只剩一丝丝口气,若续若断吐出留在世间的一句话。五年前在上海,某夜(注:11月25日夜)读邹韬奋先生所为哀悼文,至此非常感动,因拟作五言绝句以记之。三首就,第四首先写一句,即用戈先生语,竟不能续,再写,仍为此五字,到底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一句重一句,几于声嘶极叫。当时写毕,泪滴满纸,但不自承为诗也。行知先生见而许之,并嘱书。此三十一年一月。沈钧儒记。”“我是中国人”五个字,正是戈公振先生爱国思想的结晶!
如今,戈公振先生开拓、研究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贡献,践行的国格、报格和人格,已由“戈公振新闻奖”薪火传承。他那“我是中国人”的黄钟大吕,激励今人和参观者,牢记中国人的身份和责任,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与时俱进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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