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日本法西斯肆虐和荼毒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战争。中华民族在为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而战的过程中，坚决阻击、沉重打击和极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是为中国战同时也是为世界战的战争。中国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与强大而野蛮敌人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同情。在中国人民开展的无比壮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大批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提供的援助

　　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主要呈现三种情况。

　　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和发起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如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从“九一八”事变起就一直大声疾呼，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运用各种形式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开展了同样的活动。柯乐满等“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代表团，1938年来华考察中国抗日战争后，推动“世界学联”组织一个宣传团体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著名大学，宣传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抗日斗争。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美国劳工联盟、“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等，都曾大力促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措施，如对日禁运军需品等。英国民权保障会发起成立“援华会”，开展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了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援华委员会等，并推动法国一百多名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国际运输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国工会，发起对日货的抵制和拒绝运送军火原料至日本的运动;著名学者杜威和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甘地共同签署发表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呼吁断绝日本经济合作的宣言，等等。

　　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执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如“七七”事变后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中国急需的军械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援华航空队援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曾做出有利于或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还有一批执行各国援华抗日决策的官员，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高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朱可夫、崔可夫等;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和英国军事顾问团等。据1939年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有329人，美国人次之，有168人，苏联人有163人，这些外国人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商务、医务、教育等各个方面，尤以外交、军政人员为主。

　　三是直接介入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战。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詹姆斯·贝特兰、汉斯·希伯、白修德、田伯烈等大批新闻记者以及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和美军观察组成员等，深入中国抗日第一线采访，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的真相，报道给全世界和相关政府。加拿大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帕森斯大夫和琼·尤恩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由来自波兰、捷克、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联等8个国家21名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以及美籍医生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德国的汉斯·米勒，奥地利的傅莱和罗生特，朝鲜的方禹墉等，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和传授医术，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法国医生贝熙业冒着被日军捕杀的危险，频繁设法把宝贵的药品运送给中国抗日游击队。一些国际友人还积极参加中国的各项建设，如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展经济救亡的路易·艾黎、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参加中国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约瑟、林迈可、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等;参加抗日文化建设的郑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罗曼·卡尔曼，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诺曼·法朗士教授和爱泼斯坦等;投身中国抗日斗争的野坂参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尾崎秀实、中西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奋战在敌后抗日战场的朝鲜义勇军。有的国际友人还在危难中尽力救助中国难民，如由世界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成立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救助大量难民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以约翰·拉贝和约翰·马吉为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在日军疯狂制造南京大屠杀之时，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美国医务工作者艾伦·R·鲍因顿在武汉救助两万多难民。还有声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印度国大党首领尼赫鲁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白求恩、柯棣华、希伯，苏联志愿空军队的大队长库里申科、拉赫曼洛夫和“飞虎队”的美国军人等。

　　国际友人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第一，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实力。中日国力、军力十分悬殊，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日本在军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国际友人从医疗、物资、技术等方面支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不足，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援助，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更是直接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对日本的禁运、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限制，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第二，推动世界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立场和政策的转变。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遏制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友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盗行径、战争犯罪的揭露，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业绩的报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危害全世界的宣传，在促进更多的人警惕和奋起，影响一些国家的民众进而影响其政府转变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37年8月29日，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改变美国观望政策”。11月5日，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勃劳特在演说中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纵容政策：“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并给美国种下祸根。”

　　第三，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斗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进行了10年的局部抗战和4年多的全面抗战，独立奋战，艰苦卓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中国抗日战争在有力支援美英“先欧后亚”战略和配合太平洋战场的过程中，仍然艰苦卓绝。而国际友人长期的支持，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道义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使处于水深火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谊、同志之情，在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增强抗日斗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协调盟国关系、调解国共合作问题等方面，国际友人的支持都发挥了特殊作用，使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合更紧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更突出。

　　第四，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继美国记者斯诺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记者、学者、传教士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涌入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量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抗日武装、抗日斗争，“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绩与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决策层，如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罗斯福，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罗斯福曾说：“卡尔逊的信件激起了我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罗斯福还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三次约见斯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第五，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战后的中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的影响。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

　　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是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他们遍及世界许多国家，人数众多，其中有政府官员，有社会知名人士，有教育工作者，有作家、记者，有医务工作者，有实业界、宗教界人士，有军人。他们的出身、职业不同，人生信仰和对中国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来华、援华的目的也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处在危难和奋战之时，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其中许多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战火纷飞、危险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有益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各种活动。他们的决策、援助和辛勤工作，体现出的对中国的情谊，帮助中国的精神和业绩，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珍惜、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的讲话中，对此的论述完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我们不会忘记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的国家和国际友人，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不会忘记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员，不会忘记真实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