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特殊的方式反法西斯

上世纪四十年代，叶君健在欧洲为读者签名。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又是中英文化年。7月，为纪念父亲叶君健在英期间为反法西斯战争宣传做出的贡献，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办了“叶君健特展”。策展人、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教授说：“二战期间，英国国内几乎听不到关于中国抗战的消息，叶君健利用语言优势和满腔热情，担任起了抗日战争宣传使者的角色，为中国和西方搭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让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人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苦难。”

　　虽然父亲在二战中的经历于我再熟悉不过，然而观看展览中的百张图片以及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料，依然令我心潮澎湃。父亲这个从未拿过枪，也未上过战场的一介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异乡，都以自己的方式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

　　1931年9月，在上海读高中二年级的父亲得知东三省沦陷，心中有如晴天霹雳。19岁那年，正上大学二年级的父亲，用他认为可以更好地传达世界受剥削和压迫民众心声的世界语发表了处女作《岁暮》(Jela Jarfino)，作品反映了国破家亡的年代，中国广大中下层人民的苦闷和凄惨。从此，他对这类故事的创作一发不可收，到大学四年级时，他出版了一本世界语的集子《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我是为中国那些不幸的人们呐喊的——也是向世界其他弱小民族传递他们的呼声。”

　　大学毕业后，他抓紧学习日文，后赴日本长崎。“日本等于是‘虎穴’，我现在就要深入到这个‘虎穴’中去。”父亲在日本以教英文为生，同时积极参加那里的世界语者的反战活动。大半年后，他被东京警视厅关押了三个月，后以“具有抗日危险思想”的罪名被驱逐出境。

　　回国后，他参加了当时的国共合作，实际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武汉政治部第三厅，从事争取国际了解和支持的中国抗日对外宣传工作。他接待过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英国诗人奥登，小说家易粟伍德等进步人士，并帮助他们前往延安以及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

　　武汉沦陷后，父亲去了香港，在任《世界知识》杂志编辑的同时，还在《大公报》《星岛日报》《东方使者》《文艺阵地》等报刊用中文、英文和世界语发表抗战作品;他创办了英文版的《中国作家》杂志，翻译刊登国内抗日作家的作品;他用世界语出版了中国抗战短篇小说集《新任务》(Nova Tasko)，用英文发表了题为《两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Two Decade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的文章，论述了以抗战文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轮廓，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香港人多房屋短缺，他租用了一间厕所，坐在马桶盖子上，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进行写作和翻译。别人要进来用厕，他就不得不临时停止工作暂时出去。毛泽东的抗日著作《论持久战》《新阶段》等也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由他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

　　香港沦陷后，他辗转越南，长途跋涉，最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受聘为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教授，时年25岁。尽管那时经常为躲避日机轰炸而钻防空洞，他仍利用业余时间，用中外文创作和翻译了包括抗战内容在内的多部文学作品。

　　1943年，牛津大学的希腊文学教授道兹来华进行文化交流，在他协助父亲翻译希腊悲剧《阿伽门农王》的工作过程中，他说这次来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物色一位英文很好的中国知识分子到英国去做战时巡回演讲，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事迹，去鼓舞英国军民的士气，配合英国政府诺曼底登陆、开辟反击德国法西斯第二战场的战时总动员。他认为父亲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于是，在他的推荐下，父亲应丘吉尔政府之邀前往英国。他冒着德国飞机随时的轰炸，到兵营、工厂、农场、学校、教堂等地进行紧张的演讲。晚上，为了充实白天的报告内容，他在小客栈中将中国人民的抗战故事用英文写下来，这些故事常发表在英国的报刊上。德军从荷兰发射的导弹有时飞到客栈附近，“轰隆一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旅馆的一角被炸伤，但我仍旧睡我的大觉，我没有本钱大惊小怪，因为第二天我还得做我的战时工作。”

　　他常对我提起在英国经历的小故事。一次在兵营，他连续演讲并与飞行员们同吃同住，常常有飞行员在与德国飞机空战后不再回来。某日，一个归来的飞行员提起牺牲的同伴，不过是一句“Poor show”，即“表演得不好”，而后抓紧时间打盹，准备随时起飞再次迎敌。英国飞行员的幽默、大无畏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父亲是在苏格兰爱丁堡迎来战争喜讯的。“在我快要入睡的时候，旅馆外面突然人声鼎沸，一片欢腾的样子。我连忙下床，穿好衣服，来到客厅，拉开窗帘往下一看，街上正集满了人群，有的在跳舞，有的在唱歌。我连忙下楼，跑到旅馆外面，看个究竟。人群中有人发现我是个中国青年，便涌过来，举起我欢呼，有人拉我跳舞，还有些少女围过来在我脸上亲吻。原来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了。”战后，英国政府授予他英国的永久居留权，并根据他的个人爱好，安排他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英国文学。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用英文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人民苦难和斗争的革命小说，成为一位在英国具知名度的作家，被称为“英国文学史的一个章节”。

　　他没有忘记祖国。1949年，他归心似箭地回到中国，创办了英法文版的大型刊物《中国文学》，继续翻译并刊登了大量中国的抗日作品。进入老年后，父亲在与病魔搏斗的同时，撰写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一个战争的开头和一个战争的结束》《1944-1945，一个文化人在英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等以二战为主题的文章。

　　在耄耋之年，父亲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勋章，虽然一生获过许许多多的奖项，然而父亲格外珍视这份荣誉，那段经历是他人生中极为宝贵的财富。今天，当世界人民以庄严隆重的方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父亲躬身伏案，奔走呼号的身影在我脑中越发清晰。当年的他，手中的武器不过是一支笔，然而他内心蕴藏着如钢铁战士一样的澎湃斗志，以及对祖国的深爱和对和平的向往。父亲辞世已十几个年头，他在天国一定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世界的和平。

　　(作者为英国华文作家协会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