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国文学史

　　缅怀和纪念杨周翰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我们学者特有的方式来全面总结他的文学研究成就和可能留给我们后人的治学方法和思想等精神遗产。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气象，与这位前辈学者和先驱者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中，杨周翰的学术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一位学者的建树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在理论上有独特的建树，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或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辟蹊径，以其扎实的研究实绩为后来者奠定坚实的基础。杨周翰先生无疑属于后者。即使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他也从未自诩为一位比较文学学者，而是谦逊地认为，“国内‘科班’出身的比较文学专家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更多，但我不在其中。不过，正如有人说过，研究文学而不比较，那还算什么文学研究?这无疑给了我勇气。但终究是邯郸学步，有类效颦而已”。

　　在当时的欧洲，研究比较文学实际上仅仅限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带有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烙印，但是杨周翰对此并不满足，他始终认为，自己既然是一位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就不能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而必须立足中国的民族土壤上，必须“有一颗中国人的灵魂”，也即决不人云亦云，跟在前人或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学，必须“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独特眼光来审视西方文学，并且不时地以自己国家的文学作为参照，加以比较考察，这样就会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得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结论”。中国的比较文学之所以能跻身国际学界并且得到国际比较文学界同行的瞩目，其关键就在于此。

　　杨周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六年了，今天我们在纪念他百年华诞之际，不仅要回顾往事，还要展望未来。

　　今天，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已经认识到，以一种跨文化和超学科的方法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同样高兴地看到，在当今的比较文学出版物中，由比较文学学者进行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数量众多的学位论文不仅探讨诸如文学史、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化价值这样的精英理论课题，同时也讨论诸如电影研究、电视研究、性别研究、区域研究，甚至网络研究这样的文化研究课题。我们也注意到，伴随着传统的比较文学式微的，恰恰是世界文学的兴起并迅速进入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这标志着比较文学的发展进入了最高阶段，也即世界文学的阶段。

　　我们今天重读杨先生的《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关于中国学派问题。这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杨周翰的预言是正确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中国学派的形成已经确实“水到渠成”了，但即使如此，要想突破国际比较文学界实际上存在的“英语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和转机问题。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时常听到“比较文学的危机”之声音，但每一次危机之后都变成了一种转机。最近的一次转机就是“世界文学”的崛起并迅速挽救了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出现的新的“危机”。

　　再者，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现象及文学本体的研究。杨周翰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始终立足于文学这个根本，即使探讨文学与文化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平行关系，最后的结论仍落实在文学的本体上。杨周翰虽然没有就这一研究方法进行理论阐述，但他的研究实绩却为我们树立了超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文学的范例。

　　最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对立与对话关系。杨周翰生前就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对比较文学形成的挑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种挑战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以致于不少人竟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比较文学敲响了丧钟。但是“丧钟究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为近十多年来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调整以及与文化研究的对话和互补所证实。而这种对话和互补的具体实例我们早已在杨周翰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见到，可见杰出的理论家不仅能够总结过去，而且应当预见未来。杨周翰虽不是一位理论家，但他无疑是一位有着理论前瞻性的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

　　这两篇短文为学者王宁和李明滨在“杨周翰与比较文学的未来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